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精选10篇）
“尼斯湖呱呱”投稿了10篇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
朱自清(18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阅读下列文字，完成1～3题。(9分，每小题3分)
①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士”和“民”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开始流通。虽说士人流落民间的是少数，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这些新晋的士人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都这样，也就不觉其寒碜;不但不觉其寒碜，还要重新估定价值，“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②早在中唐，禅宗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原本为的是化俗，也就是争取群众。“语录”就成为一种文体了。这之后就是唐朝的“传奇”。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到了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仍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③虽然俗雅并存，但古人心中的“雅俗共赏”其实仍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
④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以《西厢记》和《水浒传》为例，这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压迫反抗”，也是人之常情。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是俗人和雅人在人情上的交点。
⑤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有删节)
1、下列关于“雅俗共赏”的相关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安史之乱”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向“雅俗共赏”转变的起点，因为战乱打破了“士”与“民”的界限，越来越多的“民”进入到上层社会。
B、从唐宋的诗文演变情况看，“雅俗共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语言的变化，白话文进入文学领域，并且逐渐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
C、雅人和俗人能对同一对象“共赏”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作为人的共有的相通的快感或趣味。
D、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不分雅俗，只谈共赏的局面，在作者看来这是由于知识阶层融入了更多的来自民间的分子。
2、下列各项对文章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语录体这种文体来自于中唐时期的禅宗，和尚在传道的过程中把大师的话用口语记录下来，其目的是为了让普通人看懂，便于传道。
B、宋代的词被称为“诗余”，后来的曲又被称为“词余”，大抵是因为二者做到了“俗不伤雅”，仍是“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
C、“雅俗共赏”其实是“士”与“民”的文化的磨合，是“雅”对俗的迁就，也是“俗”对雅的学习和效仿。
D、作者引用孟子的话，是想证明，有一些美是被人们共同承认并欣赏的，而这些美主要集中在共通的人之常情上。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各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雅文学和俗文学交融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阶层的融合，剧烈的社会动荡，如战乱就成为新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B、孟子认为口耳目感受的美是人类共同的感受，文学作品雅俗共赏的基础也是共同的人情，因此描写感官的体验，就能做到雅俗共赏。
C、作者认为新旧调整，传统就会变质，这变质的传统就会一直传递下去，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学传统丧失的无奈。
D、苏轼的词流传千古，不仅仅有其语言接近白话，明白通畅的原因，还有其抒发的情感往往是人们心中郁结却不能言的感受。
参考答案：
1.B(第三段表明虽然白话进入文学，但是仍以雅言为主)
2.B(第二段，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
3.D(A第一段只表明战乱是分界线，但并没有说是必要条件;B描写体验就能共赏过于绝对;C对作者的情感倾向理解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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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
《论雅俗共赏》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一篇文章。下面是我们为大家带来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雅俗共赏
①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士”和“民”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开始流通。虽说士人流落民间的是少数，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这些新晋的士人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都这样，也就不觉其寒碜;不但不觉其寒碜，还要重新估定价值，“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②早在中唐，禅宗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原本为的是化俗，也就是争取群众。“语录”就成为一种文体了。这之后就是唐朝的“传奇”。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到了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仍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③虽然俗雅并存，但古人心中的“雅俗共赏”其实仍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
④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以《西厢记》和《水浒传》为例，这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压迫反抗”，也是人之常情。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是俗人和雅人在人情上的交点。
⑤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有删节)
1、下列关于“雅俗共赏”的相关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安史之乱”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向“雅俗共赏”转变的起点，因为战乱打破了“士”与“民”的界限，越来越多的“民”进入到上层社会。
B、从唐宋的诗文演变情况看，“雅俗共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语言的变化，白话文进入文学领域，并且逐渐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
C、雅人和俗人能对同一对象“共赏”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作为人的共有的相通的快感或趣味。
D、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不分雅俗，只谈共赏的局面，在作者看来这是由于知识阶层融入了更多的来自民间的分子。
2、下列各项对文章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语录体这种文体来自于中唐时期的禅宗，和尚在传道的过程中把大师的话用口语记录下来，其目的是为了让普通人看懂，便于传道。
B、宋代的词被称为“诗余”，后来的曲又被称为“词余”，大抵是因为二者做到了“俗不伤雅”，仍是“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
C、“雅俗共赏”其实是“士”与“民”的文化的磨合，是“雅”对俗的迁就，也是“俗”对雅的学习和效仿。
D、作者引用孟子的话，是想证明，有一些美是被人们共同承认并欣赏的，而这些美主要集中在共通的人之常情上。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各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雅文学和俗文学交融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阶层的融合，剧烈的社会动荡，如战乱就成为新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B、孟子认为口耳目感受的美是人类共同的感受，文学作品雅俗共赏的基础也是共同的人情，因此描写感官的体验，就能做到雅俗共赏。
C、作者认为新旧调整，传统就会变质，这变质的传统就会一直传递下去，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学传统丧失的无奈。
D、苏轼的词流传千古，不仅仅有其语言接近白话，明白通畅的原因，还有其抒发的情感往往是人们心中郁结却不能言的感受。
篇3：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阅读答案
1.B(第三段表明虽然白话进入文学，但是仍以雅言为主)
2.B(第二段，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
3.D(A第一段只表明战乱是分界线，但并没有说是必要条件;B描写体验就能共赏过于绝对;C对作者的情感倾向理解有误)
篇4：《朱自清：论雅俗共赏》简介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共收关于文艺的论文十四篇，除三篇外都是去年下半年作的。其中《美国的朗诵诗》和《常识的诗》作于三十四年。前者介绍达文鲍特的《我的国家》一篇长诗，那时作者在昆明，还见不到原书，只根据几种刊物拼凑起来，翻译点儿，发挥点儿。后来杨周翰先生译出全书，由美国新闻处印行。杨先生送了我一本，译文很明白。——书名原来译作《我的国》，《我的国家》是用的杨先生的译名。
《论逼真与如画》，二十三年写过这个题目，发表在《文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里……《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即是朱自清的文学评论集。
《论雅俗共赏》放在第一篇，并且用作书名，用意也在此。各篇论文的排列，按性质的异同，不按写作的先后;最近的写作是《论老实话》。《鲁迅先生的杂感》一篇，是给《燕京新闻》作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论文，太简单了。
篇5：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欣赏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欣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篇6：朱自清名作《论雅俗共赏》欣赏
朱自清名作《论雅俗共赏》欣赏
朱自清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说的是“雅俗共赏”体现了“自然而然的趋势”。即雅俗两方如何不可避免地存异求同，在对峙的同时走到一起。
倘若简单划分，中国传统文化由两大块组成，一是雅文化，一是俗文化。前者是士大夫以上阶层的财富，后者是老百姓的家当。二者的对立和分离一直很明确，落实到文艺方面，就有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隔阂。各时代的大致情况，朱先生有比较充分的介绍。用现代文化学的术语说，这叫作文化的“断裂”现象，即一种大文化中存在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对峙。
但是，文化的发展总是处于动态，不停地变化，不停地冲突，也不停地对流。不同文化之间会在碰撞过程中完成部分的融合。现代文化学把这种想象称为文化的传播和融汇。文艺领域的情况大致相同。正如《论雅俗共赏》作者所指明的，雅文艺得时时俗化，向俗方让步，为的是争取群众，争取观众和读者，否则它除了被束之高阁以外没有其他出路;俗文艺要竭力向雅方靠拢、看齐，以得到正统和权威的认可，不然只能永远居于卑下地位。说到底，“雅俗共赏”的追求实为两种文艺的相互迁就，相互妥协，相互仿效，慢慢地走到一条道路上。当然，就这个说法本身来看，它由雅士们提出，是雅方处于主动地位时表示的宽宏大量，因此要伴随着 “以雅为主”，“俗不伤雅”的条件限定。但这些条件并不能避免雅方有时被俗方所改造，更不会阻止俗方登堂入室，跻身于雅文艺之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趋势。
由于文化不断发展，雅俗方面相互融汇，所以雅文艺和俗文艺并非一成不变，相反会一再出现互易其位的结果。昨日之雅，可为今日之俗;今日之俗，可为明日之雅。每一轮雅俗对立而又雅俗趋同的局面，都是暂时现象，时间会改变它们的关系和位置。因此，在19世纪20世纪这个新时代，出现新一轮雅俗之别。新文化以及新文学尽管以平民化为方向，背叛了传统的贵族文化和贵族文学，但却形成了新的雅文化和雅文学，对大众来说，仍然属于“阳春白雪”一类。彼此之间有距离，甚至有隔膜，缺少共同语言。对立导向交融，新一轮文化融合开始进行，“雅俗共赏”、“通俗化”及“大众化”号召就是这种客观趋势的话语表现。作者希望看到在20世纪里完成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的雅俗结合的事业。
篇7：论雅俗共赏
论雅俗共赏
作者：储著彬 指导教师：吴春平
内容提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阀门。新文化运动从通俗文学入手，鲁迅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引导新文学步入纯文学的殿堂，另一些文学工作者则从事俗文学的创作。此后中国文学就在雅俗互动的状态中向前发展。到了抗战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促使了中国文学的融合，而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子。
关键词：雅化 俗化 通俗文学 纯文学
孟子有云：“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句话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说人情不相远，就文章而论，人们在欣赏方面也有许多相通处。无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会逐渐的趋向普遍化，而走上雅俗共赏的路子。当然并不是雅文学被普遍接受，或是俗文学被普遍接受，而是说雅文学或俗文学在文学规律自身的作用下而逐步融合，雅文学可能会俗化，俗文学又可能逐渐雅化。自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之间相互斗争、相互融合，而逐步走向了统一。朱自清在其《论雅俗共赏》一文结束时指出：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的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有了白话正宗的艺术，词曲和小说戏剧有了正统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抗战以来又有了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大众化却要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
朱自清的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当时中国文坛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下文予以具体论述，权做狗尾续貂。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界碑，经过这次文学革命，中国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发展到晚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文化思想领域也蕴酿着新文化，出现了新的态势。在文学领域也发生着新的变化，诗文作为正统地位虽然没有动摇，但明清时期的小说、传奇以及民间初年出现的各种小说占据了一定的文化市场，并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以这一特点为主出现了许多创作旧小说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借鉴中国古体小说的结构特点，用较为近代的体裁进行文学创作。早在十九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以及在小说界和文界发生的突破传统的革命。虽然这些由文学变革的热情所煽起的文学革新的尝试，都未能结出实在的果，然而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的使命感，其向传统观念和手法挑战的激进的精神，都极大地影响和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自1912-19这五年，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繁盛期，旧派言情小说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出现的徐枕亚的《玉犁魂》，吴双热的《孽冤魂》，，都出现了较大的影响，这两部小说都表现出强烈的通俗情调。
晚清的遣责小说也很发达。以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代表形成了较大声势的社会小说。如果说没有什么外在的较大的冲击，这些旧派小说，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小说的主流而走向文学的正统。因为这些小说在当时占据着较大的读者市场。当然这其间要经过了一个质的飞跃。而实事上，旧派小说具有向雅俗方向发展的内在因素。旧派小说描写日常生活兼或描写艳情走的是通俗化的路子，同时又有革新的一面，企图突破旧的传统文学，有向雅文学发展的因素，这一点被后起的新文化运动所发展。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化进化论角度提出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文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原来从唐朝的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以来，中国的言文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离（或许这种分离的时间会更早）。虽然人们在继承的传统时分为好难和好易两派，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自己，过分的出奇制胜，以致走向诡怪而失败。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从而奠定了古文的文化基础，即使是继承了易的一面，仍以古文为主，使中国文学一直和古文相承袭，而民间的文学由于长期的流传发展，以及地域的交往等各种因素而发展成白话文，到了晚清，言文之间的差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科举制的八股文与民间的白话相差千里。主流社会的文化无法在民间广泛的传播，而以白话文写成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有较大的读者市场。提倡白话文，实行言文一致是早已在蕴酿中的趋势。
晚清时期，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断绝了许多读书人通过公开考试入仕的道路。许多出自民间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实现自己的价值。而由现代印刷工具技术的引入促进了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导致现代文学市场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在科举制度废止后，又出现了以思想与写作做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价值的新选择的可能性。晚清政府派出一定数量的出国留学生，他们接受了国外先进的思想，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思想文化，他们企图以国外先进的文化改造成和拯救中国落后的文化。以白话文的提倡为肇始，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自此，中国文学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他们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各方面都对传统进行突破。在1917年《新青年》的二月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文学革命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和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建设通俗文学的主张，而它自身处在弱小的地位上与庞大的旧文学相抗衡，也不可能与有一点现代变动的旧派通俗文学共处，新文学要取得正统的地位，不得不采取强烈的激进的措施。其实，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就新文学势力所提出的通俗文学的主张来说，结合其发展的实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走的是通俗化的路子。中国的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能与诗文同登文学的大雅之堂，但五四文学革命给小说的雅化即步入文学的正统带来了契机。直到清代，正统的士大夫仍然拒用小说的词汇与典故，但到了清末明初，小说从文学边缘向中心地位移开始发生，这标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意识到小说价值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意识到史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19染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层” “欲改良群众，必自小说界开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由维新运动所兴起的新小说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小说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同时小说被上层士大夫所看重，也说明小说开始向正统地位移迈，但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谴责小说流入“黑幕”，言情小说流入鸳鸯蝴蝶派，商品化给小说带来的媚俗化倾向也大大抬头，同时，虽然小说的文体起了很大的变化，但仍难挣脱文体的束缚。在五四之前，小说根本上无法走上文学的正统道路。
维新派新小说尝试的失败，说明小说要想取得正统地位，向文学的中心地位转 移必须重新选择方式，从小说的内容、形式、语言等各方面都要做出彻底的革命。1917年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开现代小说之先河。《狂人日记》以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直指人的现代觉醒和国民灵魂的改造，又具特别格式，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年青的学生，这也为新式的白话小说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新文化势力所进行的通俗文学革命是一场全面的革新，它的目标主要是指向旧派文学和古典文学，企图将通俗文学推向文学的正统。这使得新文学在不自觉中担负着双重任务：首先，新文学要占据正统位置，其内容和思想精神就必须像古典文学做为正统文学一样和上层主流意识形态相靠近，就其与当时的社会关系而言，应该是积极的，向上的。其次，新文学要占据一定的文化市场，扩大自已的影响，必须采取较为自由的和易于接受的形式，能够吸引广大的读者群。实际上，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两个方向努力。白话文的提介和运用白话文创作不仅是为了言文一致，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只有采取白话文的形式，才可能使新文学能被广泛的接受。白话文的提倡对于雅俗共赏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进行白话文创作也是新文学迅速发展的原因。在写作方法上，胡适提倡采用现实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死亡的中国文学，同时提出诗体解放的主张，不但要用白话，还要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胡适提倡白话文和自由诗为中国新文学走上通俗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前提，引导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通俗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是这种散漫的特点却不可能使通俗文学步入文学的正统地位，但对于突破传统的璀建设新文学仍然功不可没。如果说胡适仅从语言形式为文学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更多地探讨新文学怎样进行思想建设，对于新文学步入正统地位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直接情状，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真实，提倡“人的文学”。还有其他的理论家提出了各种理论。虽然这些理论难免空洞，其精神实质也令人难以捉摸。但是这些理论却呼应着当时时代潮流要求自由的气息，同时和国外某些先进的理论相应和，抑或说是国外某些理论在中国的翻版。即使如此，这些理论对中国通俗文学向文学正统地位移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现代学术界把中国通俗文学界定为：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明初大都市工商业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群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但是新文学势力所提倡的通俗文学并非如此，其本身就蕴酿着雅俗之分。首先是新文学创作之初，其内部就有分化的潜在性。鲁迅等一批作家强调要挖掘国民性，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后来专门与从事休闲消谴的文学派别发生冲突。虽然新文学提倡通俗，但鲁迅一干人作品内容的深刻精神实质却很难为许多普通人所理解和接纳。同时一部分作家为了争夺广大的文化市场，由刚刚确立起来的正统文学而步入民间进行俗文学的创作。当然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既做到高品位，又能吸引广大的读者是雅文学的要求，俗文学也会向雅文学靠拢。这一时期，新文学萌生了向雅俗两方面发展的趋势。
到了30年代，五四新文学已经完全站住了脚根，并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主流，旧派通俗已不是其主要竞争对手，新文学的眼光已经开始向内，它自身内部的流派社团间的斗争，新进的和守成的斗争，遂成为发展的动力。但此期间的新文学还没有全部掌握读者和文学市场，旧派小说仍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旧派小说也在逐渐的变革中。新文学敏感的意识到末能完全学报文化市场这一点。先是左翼文学因一种政治需要，对五四文学进行反省，认为自己没能掌握下层读者是绝大的缺失，一再的`进行大众化的讨论，并进行大众化作品的尝试，瞿秋白仿通俗歌谣写的《东江人出兵--乱来腔》等。但这些作品能否被大众接受是值得怀疑的，它们毫无通俗文学应具备的通俗功能，倒是有形式探索的意义。这仅是30年代雅文学向俗文学移动的一种愿望罢了。真正具备由雅向俗移动的实践性的是新文学内部产生的海派。其中像张资平、叶灵凤所做的，是新文学者下海直接从事通俗小说创作，一直到这一时期末写出《鬼魂》的徐纡，他们代表着新文学为争的知识者以外的读书人而制作通俗读物的倾向。这种由雅向俗的形势必然刺激了旧派通俗文学。随着新文学部分的俗化。通俗文学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模式学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品位，反过来雅化。在新文学取得正统地位后，按其自身规律平缓的向前发展。到了张恨水，雅俗融合达到了一种比较完美的境界，
从抗日战争到40年代，中国文学面临着特殊的文化境遇。其时，中国分为三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各区的文化表现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在国统区新文学力量最为强大，创办了众多通俗文学的报刊和社团，如老舍就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新文学创造，但由于在抗战时，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影响了文学水平。倒是写旧小说的张恨水进一步向新文学靠拢，取得较大的成果。总之，在国统区呈现了多样的雅俗联手的过程，而沦陷区的新文学的空间几乎全部空出，通俗文学显得分外繁盛。而解放区，由于文学更大范围地转入战时状态，读者对象转向落后偏僻的文化较低的农民，通俗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加强了。但是总起来说，由于新文学作家由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向内地后方和农村移动，文学得到了某种扩散和普及。到了这一时期，五四之后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完全定型，失去了它昔日的光芒，通俗小说也大量彩变得常规化的现实主义写法后，大面积的雅俗对立已不存在，直到这一时期，雅俗共赏的现代文学已基本上确立了。在通俗文学的一面，它往雅的方向移动，主要是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加强历史的、文化的探索精神。通俗将文体形式和自己的审美情感，更多的向雅的方向转化，以至从这时开始，出现了没有经过章回阶段的新通俗小说家，在纯文学（雅文学）的一面，除了按审美陌生化及文学自律性的规例不断向前，争取广大读者也是一条谁也无法逃避的路子。
陶渊明有诗云：“奇文共欣赏，雅俗相与析。”说的是士族阶层共同欣赏奇文。到了中国近代社会，奇文也即优秀的古文在知识分子中已不能共欣赏了，艰深奥涩的古文与现实生活相背离。使 得那些读“奇文”之人都在古人和现实之间奔波，有识之士呼吁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现代文学之门。新文学以通俗文学为突破口，对抗古典文学和旧文学。但新文学自身要获得发展，首先必须走陌生化的道路，步入纯文学的最高殿堂。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教育的发展，社会交往的频繁，迫使纯文学要获得广泛的影响和广大的文化市场就必须选择通俗化的道路，实现雅俗共赏。发端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到了抗战时期终于出现了雅俗融合的全新局面。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文学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建国初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促使了文学的繁荣，出现了文学雅俗并呈的局面。由于政治的原因，文化的发展也遭到严惩措折。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府。自由化思潮倾入纯文学和俗文学异形纷呈，但品味较高，又能雅俗共赏的作品却不多见，倒是出现了适应市场需要大量的媚俗文学作品。
Main idea: It’s May Fourth’s New Culture of 1919 that opened the door to Chinese new literature. Chinese New Culture movement started with the popular literature by Lu Xun and other scholars. In literary circles, who guided new culture into a stage of refined literature, bur on the opposite, others set their foot on popular literature. Later chines literature was developed between the two states, not until this period of new of resistance, in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Chinese literature being stepped into a new stage of suiting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through the two literature forms gradually unmixed together.
Key words: Refine Generalize Popular literature Refined-literature
篇8：读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有感
读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有感
《论雅俗共赏》最早是由观察杂志社于1948年出版，是朱自清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书中共收录文章十四篇，有三分之一谈诗歌，谈朗诵诗。
《论雅俗共赏》放在第一篇，并且用作书名，朱先生有其独特的用意。用现代“论雅俗共赏”的立场解读传统，充分体现了俗人或常人的立场，更体现了人民的立场。同时，书中各篇论文都体现了人民立场，也向着人民说话。
雅俗共赏，语出自明代孙仁孺 《东郭记・绵驹》：“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具体讲的优美、通俗，形容某些文艺作品既优美，又通俗，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
“雅俗共赏”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最高境界。
学者刘双平说，人类文化是多元共存、丰富多彩的。从总体上看，可以分成两大类：“俗文化”和“雅文化”.所有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文章、艺术都属于“俗文化”,如新闻通讯稿、报告文学、民间艺术团体的各种表演等。雅文化又可分两类：“曲高和寡”之雅和“雅俗共赏”之雅。雅文化要保持其生机与活力，就应从小众走向大众，为大众服务，让群众喜闻乐见，做到“雅俗共赏”.雅文化如果只为“小圈子”服务，脱离群众、脱离生活，注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书中的《百读不厌》出自苏轼《送安秀才失解西归》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指出，人要多读经典，也要多读诗、文章、小说等。诗文的“百读不厌”主要是靠声调，因为人们的吟诵，可以让诗文给人以别致的感受。小说的“百读不厌”,主要是靠故事或情节。在现代文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很多。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余华先生的《活着》。这些作品让人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感受。
虽然“百读不厌”以趣味为主，但还是要积极向上的纯正的趣味才能长久流传的。
书中的十四篇论文，让我受益匪浅。如《歌谣里的重叠》让我知道 歌谣以重叠为生命，脚韵只是重叠的一种方式。从史的发展上看，歌谣原只要重叠，这重叠并不一定是脚韵；那就是说，歌谣并不一定要用韵。韵大概是后起的'，是重叠的简化。现在的歌谣有又用韵又用别种重叠的，更可见出重叠的重要来。重叠为了强调，也为了记忆。
顾颉刚先生说过：对山歌因问作答，非复沓不可。……儿歌注重于说话的练习，事物的记忆与滑稽的趣味，所以也有复沓的需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上）
“复沓”就是重叠。这对于现代人写诗与小说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古到今，从古诗到今天的散文，或者再到今天的影视，“既重复又新变”的复沓手法几乎成了一条艺术的铁律。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三”的运用――“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三进山”……，“三” 意味着反复出现，增强审美刺激；而“三”中每一次出现都不同，都有新变化，这就在反复的审美刺激中，增加变化的内容，增加新的审美体验，当“三”个即重复又新变的审美体验一整合，艺术的效果、艺术的魅力就构成了。
（大石桥乡中心小学教师 梁天胜）
篇9：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原文赏读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原文赏读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
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
篇10：论诚意朱自清阅读题答案
论诚意
朱自清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
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帐。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作伪的时候。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那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分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些戏味。(有删节)
1.如何理解“客气要大方，合身分，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在文中的含意?(4分)
2.文章围绕“诚意”展开讨论，请分析文章的思路。(6分)
3.文章说“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请找出作者这样说的例证。(6分)
4.作者认为“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请结合全文，分析作者持论的思维方式和态度。(6分)
答案：
1.客气是一种诚意，但客气也适度、得体，否则就降低了诚意的价值。
解析：理解句子的含义重点是可理解句子中难懂词的含义。本题中“大方”“合身份”和“贱”用了拟人手法，意思分别是“适度”“得体”“降低价值”，注意正反表述。
2.首先提出诚意是品性，也是态度。
接着进一步指出只把诚意当作品性是片面的，率性是诚意，客气也有诚意，由此说明诚意作为态度是有价值的。
最后得出结论：为了别人的好，做戏也有诚意。
解析：本文按照“提出问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什么)——解决问题(怎么办)”的思路展开。
3.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仅是虚伪的。
老先生开口闭口开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或有些人认为“看人，请客，送礼” “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
解析：首先分清论述的范围，明确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注意到本题有些人认为“看人，请客，送礼” “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是证明“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而后者又是证明“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的。注意分值的提示作用。
4.(1)辩证(对比)思维。分析(略)
(2)包容态度。分析(略)
解析：思维方法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为了实现特定思维目的所凭借的途径、手段或办法，也就是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思维方法属于思维方式范畴，是思维方式的一个侧面，是思维方式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思维方法是由诸层次、诸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按其作用范围的不同，可以把思维方法划分为三大层次：一般的思维方法、各门具体科学共同的思维方法和各门科学所特有的思维方法。常用思维方法有：发散思维法、聚合思维法、目标思维法、逆向思维法、移植思维法、联想思维法、形象思维法、辩证思维法、演绎思维法、归纳思维法等。对比思维就是通过对两种相近或是相反事物的对比进行思维，寻找事物的异同及其本质与特性。作者认为人需要诚实这个品性，但在“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这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性，这是一种宽容的态度。
